曹刿论战
十年春,齐师伐我。公将战。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:“肉食者谋之,又何间焉?”刿曰:“肉食者鄙,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问:“何以战?”公曰:“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,必以分人。”对曰:“小惠未徧,民弗从也。”公曰:“牺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”对曰:“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”公曰:“小大之狱,虽不能察,必以情。”对曰:“忠之属也。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(徧 同:遍)
公与之乘,战于长勺。公将鼓之。刿曰: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。刿曰: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。刿曰: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,登轼而望之,曰: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既克,公问其故。对曰:“夫战,勇气也。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。彼竭我盈,故克之,夫大国,难测也,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,望其旗靡,故逐之。”
“曹刿论战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
鲁庄公十年的春天,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国。鲁庄公将要迎战。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。他的同乡说:“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,你又何必参与呢?”曹刿说:“当权的人目光短浅,不能深谋远虑。”于是入朝去见鲁庄公。曹刿问:“您凭借什么作战?”鲁庄公说:“衣食(这一类)养生的东西,我从来不敢独自专有,一定把它们分给身边的大臣。”曹刿回答说:“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,老百姓是不会顺从您的。”鲁庄公说:“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、丝织品等祭品,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数目,一定对上天说实话。”曹刿说:“小小信用,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,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。”鲁庄公说:“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,即使不能一一明察,但我一定根据实情(合理裁决)。”曹刿回答说:“这才尽了本职一类的事,可以(凭借这个条件)打一仗。如果作战,请允许我跟随您一同去。”
到了那一天,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,在长勺和齐军作战。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。曹刿说:“现在不行。”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。曹刿说:“可以击鼓进军了。”齐军大败。鲁庄公又要下令驾车马追逐齐军。曹刿说:“还不行。”说完就下了战车,察看齐军车轮碾出的痕迹,又登上战车,扶着车前横木远望齐军的队形,这才说:“可以追击了。”于是追击齐军。
打了胜仗后,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。曹刿回答说:“作战,靠的是士气。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。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,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。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,所以才战胜了他们。像齐国这样的大国,他们的情况是难以推测的,怕他们在那里设有伏兵。后来我看到他们的车轮的痕迹混乱了,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,所以下令追击他们。”
注释
曹刿(guì):春秋时鲁国大夫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。
十年:鲁庄公十年(公元前684年)。
齐师:齐国的军队。齐,在今山东省中部。师,军队。
伐:攻打。
我:指鲁国。《左传》根据鲁史而写,故称鲁国为“我”。
公:诸侯的通称,这里指鲁庄公。
肉食者:吃肉的人,指当权者。
谋:谋议。
间(jiàn):参与。
鄙:鄙陋,目光短浅。
乃:于是,就。
何以战:就是“以何战”,凭借什么作战?以,用,凭,靠。
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: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,不敢独自享用。安:有“养”的意思。弗:不。专:独自专有,个人专有。
必以分人:省略句,省略了"之",完整的句子是“必以之分人”。一定把它分给别人。以,把。人:指鲁庄公身边的近臣或贵族。
遍:一作“徧”,遍及,普遍。
牺牲玉帛(bó):古代祭祀用的祭品。牺牲,祭祀用的猪、牛、羊等。玉,玉器。帛,丝织品。
加:虚报夸大。
小信未孚(fú):(这只是)小信用,未能让神灵信服。孚,使人信服。
福:名词作动词,赐福,保佑。
狱:(诉讼)案件。
察:明察。
情:实情。
忠之属也:这是尽了职分(的事情)。忠,尽力做好分内的事。属,种类。
可以一战:就是“可以之一战”,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。可,可以。以,凭借。
战则请从:(如果)作战,请允许(我)跟从去。从:随行,跟从。
公与之乘:鲁庄公和他共坐一辆战车。之,指曹刿。
长勺:鲁国地名,今山东莱芜东北。
败绩:军队溃败。
驰:驱车追赶。
辙(zhé):车轮碾出的痕迹。
轼:古代车厢前做扶手的横木。
遂:于是,就。
逐:追赶,这里指追击。
既克:已经战胜。既,已经。
夫战,勇气也:作战,(是靠)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概。夫(fú),放在句首,表示将发议论,没有实际意义。
一鼓作气: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。作,振作。
再:第二次。
三:第三次。
彼竭我盈:他们的勇气已尽,我们的勇气正盛。彼,代词,指齐军方面。盈,充沛,饱满,这里指士气旺盛。
难测:难以推测。测,推测,估计。
伏:埋伏。
靡(mǐ):倒下。
曹刿论战:选自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。题目是(教材编写者)后加的。
“曹刿论战”鉴赏
赏析
战争题材在《左传》中写得最好,详略得当,而且都有声有色,这篇文章就是一例。曹刿论战以“肉食者鄙”即当官的见识浅薄,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,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,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,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,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,可以一战。
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,曹刿没有贸然行事,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,才建议击鼓,一鼓作气,战胜齐军于长勺,这件事也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。《左传》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,简单地用曹刿的“未可”“可矣”概括了战争的经过,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突出。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,那么,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,“一鼓作气”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。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,“夫大国难测也,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,望其旗靡,故逐之”,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。
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“远谋”,故紧紧围绕“论战”来选取材料。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,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,突出了曹刿“取信于民”的战略思想;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、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,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,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;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,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,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。全文叙事清楚,详略得当,人物对话准确生动,要言不烦,是《左传》中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题解
“曹刿论战”意思是曹刿论述作战的道理,表明文章的重点不在记叙战斗情况,而在记叙曹刿“论”战略、战术。“战”指齐鲁之间的“长勺之战”。题目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。
《春秋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,被列为“五经”之一。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,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。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,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,被后人称为“春秋笔法”。由于《春秋》的记事过于简略,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“传”,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“春秋三传”的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。《春秋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,事件的记载很简略,但242年间诸侯攻伐、盟会、篡弑及祭祀、灾异礼俗等,都有记载。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,完全正确,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《蚀经》比较,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,足证《春秋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,可以定为信史。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,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。 因此后来一批文学家就开始为它作注。《春秋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,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。在语言上极为精练,遣词井然有序。就因文字过于简质,后人不易理解,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,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,称之为“传”。其中注解最好的为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,公羊高《春秋公羊传》,榖梁赤《春秋榖梁传》。现今流传下来的只剩下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。
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盲史官左丘明所著。有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。很多人都认为写《左传》的左氏并非左丘明。近人认为,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(前4世纪中叶),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,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。 但也有可能不是左丘明而是其他战国时人编写。
此文收录于沪教版七年级下第30课、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第21课、语文版八年级上册第27课、北京课改版八年级上册25课、五四版九年级下册第19课、鲁教版九年级下册第19课、苏教版九年级下册第13课、长春版九年级上册第10课。
解析
本文记叙的齐鲁长勺之战,是鲁国抵抗齐国进攻的一次战役。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,但却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原则,是中国战争史中因为主观指导的正确,后发制人,以小敌大、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。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说过:“春秋时候,鲁与齐战,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,后来被曹刿阻止了,采取了‘敌疲我打’的方针,打胜了齐军,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。”“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。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——取信于民;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——长勺;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——彼竭我盈之时;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——辙乱旗靡之时。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,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。”毛泽东同志这段精辟而深入的分析,是我们研究本篇作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,它把古人某些片断的感性认识和军事实践经验,经过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,为我们树立了批判继承、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。
写作特点
1、中心突出,详略得当。
这是一篇记叙战争的短文,但重点不是记叙战争的经过,而是着重写曹刿的“论战”,凡是与表现主题无关的枝节就尽量省略。如第一段写曹刿谒见庄公,进见的细节一概省略了,劈头就问“何以战”;第二段对战场的复杂情况及“未可”、“可矣”的理由均略而不写,留待后面补叙,就更能突出“论战”的见解;第三段只用“公问其故”代替了鲁庄公一系列问话。但文章对战前战后反映曹刿战略见解的谈话,则详加叙述,因为战前是分析有无克敌制胜的条件,战后是总结以弱胜强的原因,这些都是围绕主题写的,全文自始至终突出了“论”字,使人对长勺之战的胜败得失的原因一目了然。
2、结构严谨,前后照应。
全文只用二百二十二字,就把战争的开始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记述得清清楚楚。第一段写战前准备,第二段写战时经过,第三段写战后总结,事态发展清晰,文章脉络分明。段与段之间的过渡也非常自然,第一段的结尾“战则请从”与第二段的“公与之乘”衔接,第二段的结尾“遂逐齐师”与第三段的“既克”衔接,三个段落层层递进,环环相扣,浑然一体。此外,文章前后的照应也十分紧密。以第二段与第三段为例,“三而竭”与上段“齐人三鼓”相照应;“吾视其辙乱”与“下视其辙”相照应;“望其旗靡”与“登轼而望之”相照应;“故克之”与“齐师败绩”相照应;“故逐之”与“遂逐齐师”相照应。第二段只写“其然”,第三段补写“所以然”,一记一议、一实一虚,前后照应,相辅相成。
3、用对话交代情节和刻画人物。
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,说明了曹刿是一个关心国事而有远谋的人物。在交代战前准备时,详细地写了曹刿与鲁庄公的三次对话,通过对话揭示出鲁庄公昏庸无知,曹刿深谋远虑。写战役经过,作者虽只写了曹刿两次说的“未可”、“可矣”的简单话语,但却形象地表现了曹刿成竹在胸、待机而动的思想性格。最后由“公问其故”又引出曹刿对战争的一大段议论,表现出曹刿的可贵的军事见解。
创作背景
本篇选文又题作“齐鲁长勺之战”或“长勺之战”。《曹刿论战》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。
主题
本文以曹刿为主、鲁庄公为宾,通过他们有关齐、鲁战争问题的对话,阐明弱国在对强国的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原则,即政治上取信于民,军事上后发制人等。
本文对战争原因和战前双方部署等都略而不写,对战争过程也只是用“齐人三鼓”“齐师败绩”“遂逐齐师”十二字做了交代,但对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写得很详尽。本文通过写曹刿对长勺之战的论述以及弱鲁战胜强齐的史实,表现了曹刿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,说明了只有取信于民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,把握好作战时机,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道理。
分析
全文共分三段。
第一段(从开头至“战则请从”):写战前的政治准备——取信于民。
这一段可分两层。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。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,接着指出的是“齐师伐我”,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,鲁庄公准备抵抗。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,为曹刿的请见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。大军压境,曹刿准备参战,作者通过曹刿与其“乡人”的对话,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、尸位素餐的情况,为后文鲁庄公在战斗中瞎指挥作了铺垫;另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,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。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,这是本段的重点。曹刿谒见鲁庄公,劈头就问“何以战”,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。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,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,曹刿否定了前两条,肯定了后一条。在曹刿看来,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,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,而是决定于“取信于民”。他认为察狱以情是“忠之属也”,“忠”是尽职于民,于是肯定“可以一战”。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,确实比“肉食者”高明。但和我们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第二段(从“公与之乘”至“遂逐齐师”):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。
曹刿“取信于民”的见解,得到了庄公的赞同,“公与之乘”,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。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,长勺在鲁国境内,对鲁国来说,地形地物熟悉,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,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。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,重点写了“击鼓”和“逐师”两件事。写曹刿指挥鲁军在“齐人三鼓”之后才开始反攻,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,都记叙得非常简略。这样写,一则符合实情(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,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),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,留待后文集中阐述,更见突出。“公将鼓之”、“公将驰之”,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;曹刿的两个“未可”、两个“可矣”,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,沉着思断,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。
第三段(从“既克”至结尾):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。是本文的中心。
“既克”二字,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,气氛顿时缓和下来,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。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。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——彼竭我盈之时:鲁军按兵不动,养精蓄锐。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,士气正旺;第二次击鼓,士气开始低落;第三次击鼓,士气已经完全衰竭。在此关键时刻,曹刿采取“敌疲我打”的方针,终于化劣势为优势。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——辙乱旗靡之时: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,但曹刿并未轻敌,“夫大国,难测也,惧有伏焉”,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,以弱敌强。兵不厌诈,不可不提高警惕。曹刿亲自察看敌情,发现敌军“辙乱”、“旗靡”,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,溃不成军,才乘胜追击,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。
综上分析,本文通过赞扬曹刿的远谋,说明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防御原则——只有“取信于民”,实行“敌疲我打”的正确方针,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,才能以小敌大,以弱胜强。
重点
重点写曹刿“论战”,而不是战争经过。并通过对话突出了曹刿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,将曹刿和鲁庄公作对比,突出了曹刿以上两个特点。虽然鲁庄公没有远见的才能,但是他能做到不耻下问,虚心的向曹刿请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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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
雕文刻镂,伤农事者也;锦绣纂组,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,则饥之本也;女红害,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,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朕亲耕,后亲桑,以奉宗庙粢盛祭服,为天下先。不受献,减太官,省繇赋,欲天下务农蚕,素有畜积,以备灾害;强毋攘弱,众毋暴寡,老耆以寿终,幼孤得遂长。今岁或不登,民食颇寡,其咎安在?或诈伪为吏,吏以货赂为市,渔夺百姓,侵牟万民。县丞,长吏也,奸法与盗盗,甚无谓也!其令二千石修其职!不事官职耗乱者,丞相以闻,请其罪。布告天下,使明知朕意!
太史公自序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高祖功臣侯者年表
正义高祖初定天下,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,若萧、曹等。 太史公曰:古者人臣功有五品,以德立宗庙、定社稷曰勋,以言曰劳,用力曰功,明其等曰伐,积日曰阅。封爵之誓曰:“使河如带,泰山若厉,国以永宁,爰及苗裔。”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,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。
余读高祖侯功臣,察其首封,所以失之者,曰:异哉新闻!《书》曰“协和万国”,迁于夏、商,或数千岁。盖周封八百,幽、厉之后,见于《春秋》。《尚书》有唐虞之侯伯,历三代千有余载,自全以蕃卫天子,岂非笃于仁义、奉上法哉?汉兴,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。天下初定,故大城名都散亡,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,是以大侯不过万家,小者五六百户。后数世,民咸归乡里,户益息,萧、曹、绛、灌之属或至四万,小侯自倍,富厚如之。子孙骄溢,忘其先,淫嬖。至太初,百年之间,见侯五,余皆坐法陨命亡国,丰耗矣。罔亦少密焉,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。
居今之世,志古之道,所以自镜也,未必尽同。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,要以成功为统纪,岂可绲乎?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,亦当世得失之林也,何必旧闻?于是谨其终始,表见其文,颇有所不尽本末,著其明,疑者阙之。后有君子,欲推而列之,得以览焉。
后出师表
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尚德缓刑书
汉昭帝逝世,昌邑王刘贺被废黜,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,奏书说:
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: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,尊文、武之业,
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司马错论伐蜀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,司马错欲伐蜀,张仪曰: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: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:“亲魏善楚,下兵三川,塞轘辕、缑氏之口,当屯留之道,魏绝南阳,楚临南郑,秦攻新城宜阳,以临二周之郊,诛周主之罪,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,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,此王业也。今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,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:‘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,天下之市朝也,而王不争焉,顾争于戎狄,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:“不然。臣闻之:‘欲富国者,务广其地;欲强兵者,务富其民;欲王者,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,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,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,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,得其财足以富民,缮兵不伤众,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,而天下不以为暴;利尽西海,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,劫天子,恶名也,而未必利也,又有不义之名。而攻天下之所不欲,危!臣请谒其故:周,天下之宗室也;韩,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,韩自知亡三川,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,以因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,以地与魏,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危,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
惠王曰: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,遂定蜀,蜀主更号为侯,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,秦益强富厚,轻诸侯。
光武帝临淄劳耿弇
车驾至临溜自劳军,群臣大会。帝谓弇曰:“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,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,此皆齐之西界,功足相方。而韩信袭击已降,将军独拔勍敌,其功乃难于信也。又田横烹郦生,及田横降,高帝诏卫尉,不听为仇。张步前亦杀伏隆,若步来归命,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。又事尤相类也。将军前在南阳,建此大策,常以为落落难合,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”
诫兄子严敦书
援兄子严、敦,并喜讥议,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趾,还书诫之曰: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,如闻父母之名:耳可得闻,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,妄是非正法,此吾所大恶也:宁死,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,所以复言者,施衿结缡,申父母之戒,欲使汝曹不忘之耳!
“龙伯高敦厚周慎,口无择言,谦约节俭,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,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,忧人之忧,乐人之乐,清浊无所失。父丧致客,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,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,犹为谨敕之士,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者也。效季良不得,陷为天下轻薄子,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讫今季良尚未可知,郡将下车辄切齿,州郡以为言,吾常为寒心,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”
